2. “Phang53( 面包。日pan<葡萄牙pao ／西班牙pan)。”
史有为所涉及的是台湾语中的情况。“Phang”，在日据时代，从日语“ パン(pan) ”进入了台湾话，但现在只存在于口语中。
关于该词进入日语的情况，我们再来看更多的历史信息：
面包在战国时代传入日本，与此同时还传入了基督教和钢船铁炮，即便是在日本闭关锁国之后，在长崎的西洋人依旧制作着面包。
日本人开始制作面包是以中国鸦片战争为契机的。因为在战争中点起炉灶的话会有烟产生，暴露自身的行踪，所以德川幕府通过制作面包来储备军用粮食。指挥士兵、民众制作面包的江川太郎左卫门被人们称作“日本面包之祖”。
“面包”一词，1 9世纪早期已见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《华英字典》：“BREAD, 面头mëen tow; 面包mëen paou.”1 9世纪以来，汉语除了直接使用该意译词外，还出现了“洋面包、西洋馒头、馒头、馒首、面头、面饱”等译名，另还有音泽名“列巴”（俄语хлеб）。日本教科书中共1 4例，未见其他名称用例，可见清末民初的口语中，“面包”这一译名已趋统一。
在文化接触中，该词还进入了亚洲的其他语言，如韩文称“ (ppang)”。“pao”的正确形式为“pão ”，其复数形式为“ pães”，来自拉丁语“pane”。实际上，在从日语借词的300年前，该词随着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。
作于1579 —1588年的罗明坚的第一部欧语——汉语字典《葡汉辞典》中，已经有了两个关于面包的词条：
1.“Padeira卖面包的”。
2.“Pão面包”。
据此，从日本的传入显然是晚近的，澳门才是“面包”一词首次出现和定型的地方。 尽管这部字典一直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于罗马的档案馆中，但所收入的两个词条表明，在16世纪末，耶稣会士已经将 “pão”巧妙地译为“面包”。可以说，这是“面包”一名第一次出现在汉语中。所以，可以判定“面包”一名源于澳门。该词从澳门传入中国内地，成为了通用全国的常用词是后来的事情。
至19 世纪，两本在澳门发行的字典，收入了“ bread”和“pão”的汉译名称。
1. Robert Morrison，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，in three parts: Part the first ; 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，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; part the second，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; and part the third，English and Chinese，Macao: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.'s Press，by P.P. Thoms，London. 1822，p.51：
2. Joachim Affonso Gonçalves，Diccionario Portuguez-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（洋汉合字汇），Macao,1831，p.595 ：
《洋汉合字汇》所提供的第二个语义是“面饼”。的确，有扁平的“面包”，如同中国的大饼。
这种平的“面包”在航海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。 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，在葡萄牙人航海中，不可能在船上生火烤制面包，因此在出航前需要预备干粮。这干粮便是一种扁平的面饼，类似于中国的发面饼子，但不是烙制的，而是在面包炉中烤制的，而且需要根据航行的距离多少，增加烘烤的次数，最多可达四次，将其水分完全烤干。这样才可能在海上航行的潮湿气候条件下不发霉，保存长久。到东方的航行最远，因此需要烘烤四次。这种扁平的发面饼被称为“ biscoito/biscouto”。
国内现在出版的葡汉字典所收入的该词，千篇一律给出的汉语对应词是“饼干”。没错，但这“饼干”大有来历。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牙文和英文字典及葡汉和英汉字典的解释。 16世纪末的罗明坚《葡汉辞典》中收入了“ Biscoito”，但未给出汉译名。18世纪多卷本的《葡萄牙语——拉丁语字典》解释说：
Biscouto，阳性单词。烤的很干的面包，在烤炉中将所有水分炕去，以可长时间地存放（BISCOUTO, f. m. pão mui cosido, e esturrado ao forno de toda a humidade, para se conservar muito tempo guardado.）。
BISCOUTO. 航海面包(Pão do mar），之所以有此称，引为在拉丁语中，BIS是两次的意思,Coɛtus是烘烤的意思,全词的意思是烘烤两次的Pão（Pãoduasvezes cozido）。短途航行用的Biscouto要烘烤两次，长途的航行用的则需要烘制四次。某些作家用Panis bisccɛtus便是此意，但不见古典拉丁作家使用。......最好叫航海面包(Panisnauticus)......
BISCOUTElRO. 制作biscouto之人. 制作航海面包之人（Qui panem nauticum conficit.）
1822年的马礼逊的字典载：“BISCUIT, 面包干 mëen paou kan.”在1831 年的《洋汉合字汇》中，我们见到“ BISCOUTO干粮。炒面。干面头糇”。
“糇”同“ 糇”，即“ 干粮”。1866年的《英华字典》解释更详：
Biscuit, twice backed bread,重炕之面饼ch’ung Hong chí mín peng. Ch’ung háng chí mien ping; a kind of bread, formed into cakes,面饼干 mín peng. Mien ping kán,面包干mín páu kon. Mien páu kán,饼干peng kon.Ping kán,干面头 kon mín t’au. Kán mien t’au,糇粮 háu léung.Huáng liáng,餭wong.Hwáng;
这种“ 航海面包/面包干”硬如石头，需要用葡萄酒泡酥以后才能下咽。这种吃法即填饱了肚子，又解决了维生素的摄入，且不用加热。诚为大航海时代最佳的主食。在1498 年，每个船员的定量为每天428克。
总而言之，“biscoito/航海面包/面包干/Pão do mar”就是现在的压缩饼干。现代的配方一般是膨化粉、白糖、花生油、食盐、芝麻、水制作，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的成分是面粉、水和盐。压缩饼干可以干吃，也可以边喝水边吃。早期的压缩饼干非常干硬，食用时需要用液体软化，甚至煮成粥。葡萄酒成为了“biscoito”的佳配。英语中，压缩饼干的名字繁多，如“pilot bread”、“ship's biscuit”、“shipbiscuit”、 “sea biscuit”、“sea bread”、“cabin bread”、“hard bread”及“hard biscuit”等。我们看到，许多名字有与航海有关的词汇，如“水手”、“船”、“海”、“船舱”。这说明压缩饼干缘起于大航海时代的“biscoito”。
“biscoito/航海面包/面包干/Pão do mar”
至乾隆年间，仍然是西人海上航行的必备食品之一。《新柱等奏请免夷商食物出口税银及李永标办买官物一切照应捐》称：
窃照番商来粤贸易所带食物如牛奶油、蜜饯、洋酒、麦头干、番小菜、腌肉、腌鱼等物进口之日俱各照例征收税银，......
此处的“ 麦头干”无疑就是 “干面头”、“面头干”或“ 面包干” 。
下面我们再来看更多的译名。1866年首次在上海出版的介绍国外烹饪的《造洋饭书》中，将“bread”翻译为“馒头”。
至少到1822年，“面包”一名再次出现在公开发行的字典中。至于此名何时在中国广为传播，且固定为正式名称，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。
19 世纪末的澳门，还有使用一个颇有巧思的译名——“面饱”。
Pedreiro.面饱师傅
Padeira 面饱婆 ”
Pão.面饱
Molle molle.软面饱
Pão duro.硬面饱
Codea.面饱皮
Miolo.面饱心”
夏衍于1949 年在香港发表了《鸦片与面饱之分——为“丰功伟绩”公演而作》一文。 曾昭聪《清末粤方言与广府文化——以《教话指南》为中心》指出：
所不同者，因为是西方人请客，所以要有面包（《教话指南》中的“面饱”即面包，“饱”是方言加旁俗字）、牛油等，这是西餐的食品，不可误以为是清末广府民俗。
在面包的诸多汉语名称中，我们为“面饱”这个名称击掌叫好，很传神！其妙如同“可口可乐”！“面饱”更说明，面包之包非包子之包。面包中的包不是来自于汉语的包，而是一个音译词。
三、“西洋饼”
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京居住期间曾制作“西洋饼” 款待朝中达官贵人。谈迁《北游録》记述其在清顺治十年到十三年（1653-1656 ）从浙江北上途中及在北京的见闻时，谈及“西洋饼”并介绍了其制法。
甲寅。......晚同张月征饮葡萄下。啖西洋饼。盖汤太常饷朱太史者。其制蜜、麫和以鷄卵。丸而铁板夹之。薄如楮。大如碗。诧为殊味。月征携四枚以示寓客。
此处“ 甲寅”为顺治十一年(1654 年)七月二十七日。汤若望时官太常少卿，领钦天监事，敕封“通玄教师”。
袁枚为乾隆才子、诗坛盟主、美食家，在其《随园食单》中以文言随笔的形式，细腻地描述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，涉及了在粤东杨中丞家中食过的“西洋饼”。
杨中丞西洋饼
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，放碗中，打铜夹剪一把，头上作饼形，如碟大，上下两面，铜合缝处不到一分。生烈火烘铜夹，撩稠水，一糊一夹一熯，顷刻成饼。白如雪，明如绵纸，微加冰糖、松仁屑子。
文中所言“ 稠水”即面浆、粉浆、面糊。
“铜夹剪”，这是一个大夹剪，端部有两个刻有文字、符号或花纹的模具圆板。
放上面浆后，夹紧，使其两面受热。张开后，取出面饼。汉语中有“香蕉夹饼” 一名。或许“夹饼” 是最贴切的译法。袁枚的描写很洗炼与生动：
这段极简炼的文字，不仅将杨中丞西洋饼的原料、炊具、制法、特点以及食法表达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还不禁使人和顺治年间汤若望的西洋饼加以比较，二者在原料、炊具、制法、特点以及食用上均大同小异，说明是来自一种文化的点心饼。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，汤若望时代的西洋饼是由外国人手制的，而袁枚时代的西洋饼则已出自中国人之手了，这无疑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一页。
这种薄若蝉翼，食之甜润脆美的面饼的原型是宗教用品。它在祝圣前称“ 祭饼”或“面饼”，仪式后便成为了“ 圣体”，拉丁文作“hostia”。这是一种未发酵的薄饼，即“死面薄饼（pão ázimo）”。制作面饼要精心选材，着重全天然。
汤若望以天主教制作“ 祭饼”的工具——“铜夹剪”，为中国达官贵人制作了一种“ 祭饼”的豪华品。原料从纯面浆改为“蜜、麫和以鷄卵”，“微加冰糖、松仁屑子”而食。汤若望巧用“ 铜夹剪”，制“西洋饼”，令人食之“诧为殊味”，后来还用它来待客。汤若望实在是“传教”有道，竟让中国士大夫在不知不觉之中吃进了“ 西洋祭饼”，还吃得他们交口称赞。
小结
如今，我们已很难厘清面包究竟始于何时进入澳门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面包作为葡萄牙餐的主食，自澳门开埠以后，便随着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。开始只是在葡萄牙人中食用。至19世纪，随着更多欧美人士来到澳门，面包食用的范围有了扩大。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，偶有引入中国内地，毕竟仅限于一定的社会阶层，并未对整个社会产生规模化效应。五口通商后，尤其是在上海，随着外国侨民的急剧上升和西餐的引入和发展，面包才作为西餐的主食逐渐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视野，甚至成为部分中国人不得不尝试，甚至必须经常接触的一种食物，因而，对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和结构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总而言之，中国之有“面包”，其物始 自澳门，其名亦始自澳门。
作者金国平系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特聘教授。
原文参考《海洋史研究》第十五辑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